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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十一年三月中,名震天下的巨寇西营八大王张献忠正式向总理南畿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湖广、四川军务的熊文灿递交降表。大明朝廷授其副总兵之职,并允其将部队驻扎在谷城县王家河,还把王家河改名“太平店”,以示招安之意。
张献忠早在去年底便因熊文灿的招抚而发生动摇,年初,他在与左良玉等官军的作战中连续失利,帐下谋士薛正贤乃当朝宰辅薛国观的侄儿,以“约降取富贵”之言趁机怂恿他投顺朝廷。他思来想去,最终认为“诚得国观为主于内,抚可万全”,坚定了求抚的心。
不过张献忠毕竟非常人,即便招抚,手段与心思也较之那些前辈同类要高超不少。
他先派张可旺等“饬名姝、赍重宝”找到有些旧情的陈洪范请他牵线搭桥,表示“大恩未报,愿率所部随马足自效”。陈洪范投入熊文灿帐下,本就怀着戴罪立功、一雪前耻的志向,见这大笔买卖自己送上门,自是奇货可居。有他居中介绍,张献忠得以“黄金蹄裘千、珠琲盈斗、他货累万”重贿熊文灿。熊文灿既贪财又畏战,因而欣然答应代张献忠向朝廷上奏。除此之外,张献忠犹不敢松懈,加派薛正贤等人携带重礼重金,奔赴京师,“出入相邸,偏见群公,皆致厚馈”,为自家招安游说交际。如此,方觉稳当。
与别寇不同,赫赫有名的张献忠的求抚引起了崇祯皇帝本人的高度关注。对流寇是剿是抚一直是朝议悬而未决的问题,崇祯登极初期,意气风发,很是锐意剿贼,可越到后来,他越觉专剿之举徒糜军资、徒疲军力,收效却不显著。加之近些年关外清兵阴魂不散,声势甚嚣尘上,崇祯颇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的难受,由此对待野火烧不尽、春风吹又生的流寇的观点,渐渐又开始向招抚倾斜。
正月初八,熊文灿向朝廷转达了张献忠乞求招安的意向。崇祯在朝议上发问:“卿说这贼杀得尽否?”
杨嗣昌与主剿派唇枪舌战,力陈招抚张献忠的必要性。先说“是则先抚一二股以杀贼势,而后剿其余,仍不为失算”,又说“流贼蜂起垂二十年,为中原大害,若论经常之理,一剿而外,更有何词?乃其恣横遍七、八省,党类至百余万,剿之不可胜剿,不得不开抚之一路,以杀其势”。
而后面对主剿派对招抚不断的质疑,杨嗣昌索性抬出迫在眉睫的清兵做挡箭牌,再说“国家之兵力实不能兼御夫内外,国家之饷实不能两给于中边,即一时文武诸臣之才力心力,欲左投左效、右投右效者,不啻戛戛乎难之?”
与杨嗣昌穿一条裤子的熊文灿也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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