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陕西大规模民变以来,大明朝中对弭平流寇的态度始终分“剿”、“抚”两派。崇祯帝性格刚烈,即位后一直奉行“剿杀为主”的策略,故此坚持强硬剿贼的地方官员诸如洪承畴、卢象升、陈奇瑜、孙传庭等文武均先后受到提拔重用。在朝中,亦有以杨嗣昌为代表的鹰派朝臣得受宠信。
去年四月,因张献忠、马守应及罗汝才等流寇东犯乃至南直隶,朝议皆以为要剿平流寇,必须先困其势,一如提壶打水,若壶破水溢,则覆水难收。杨嗣昌殚精竭虑,提出了“四正六隅十面张网”之策作为“大举平贼”的指导性方针。大体计划以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江北为四正,四巡抚分剿而专防;以延绥、山西、山东、江南、江西、四川为六隅,六巡抚分防而协剿,是谓十面之网。此外更有总督、总理随贼所向,专事征讨。
早在万历四十六年九月,由于辽东军费用度激增,朝廷便决议在每亩田地原有征收定额的基础上,加派三厘五毫。次年十月,又加派三厘五毫。至第三年三月,再加派二厘。三年累加每亩加派九厘税银。到了崇祯三年,时任兵部尚书梁廷栋请“乃于九厘外,亩复征三厘”,如此一来,截止本年,只辽饷一项,便增加至九百万两。
而今明廷因此“十面张网”之策需增兵十二万,兵费腾升。故而在崇祯十年改因粮为均输,照旧粮额每亩加征六合,每石折银八钱,并加征银一分四毫九丝,全国上下合为三百三十万两,称为“剿饷”。
辽、剿二饷统共征收一千二百余两,于百姓而言自是严酷盘剥,反观明廷,压力亦不算小。迫于现实,考虑一味剿杀成本过大,崇祯在与阁臣、心腹讨论磋商后,最终定下“剿抚并施”的策略。
实际上,杨嗣昌并不赞同这种做法,他认定对于流寇,只有除恶务尽一条路。最初卢象升受诏北调,推荐候补人选时,杨嗣昌准备推荐第一人选的是现任四川巡抚、以酷烈著称的傅宗龙,但不想熊文灿走了宦官的路子内定了席位,他才临时改荐。
虽然表面上看杨、熊内外同气连枝,但二人的对付流寇的立场其实南辕北辙。熊文灿不善将兵筹谋,短于征战,故此从东南调任至人生地不熟的湖广、河南着实信心不强。崇祯十年九月,他在上任途中路过庐山,与善僧空隐和尚曾经有过对话。当时空隐直截了当说:“公误也。”并以“公自度所将兵足以制贼死命乎”、“然则诸将有可属大事、当一面、不烦指挥而定者乎”连问,熊文灿皆不能答。最后只能当着空隐的面跪在佛像前祈求“抚”策奏效,甚至表示若最终成功,愿意余生削发为僧。但空隐也摇头说出“吾固知公策必出于抚;抚之诚善,顾流寇非刘香比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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