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六年,征丈夫一万,修道路于巴蜀。
巴蜀之地,山路崎岖,多有虫蛇瘴气,进出皆是不易之事。
这种不易,体现在具体的事务上,便是运送物资难度大,政令传达不便,以及中央对于地方的掌控程度不足。
别的事情,嬴政是可以忍受的,但唯独,唯独掌控程度差这一条他是绝对无法容忍的。
所以这一点需要改变。
而改变的方法就是修路。
一旦道路修好,那么嬴政的意志便可以像在咸阳一样,畅行无阻。
在刻意的传播之下,这消息很快传遍天下。
李斯实际上并不觉得这个时候修路有什么太重大的战略意义,不过他只是观望。
因为猜不透、看不懂的事情太多,所以对于这件事情,他同样不发表任何意见。
在寄给荀况的信中,李斯只将自己所经行所遭遇讲明。
荀况,或者说,不只是荀况。
荀况门下的弟子,对于秦国这个国家,都是有很大的好感的。
儒家讲求“礼”,而这所谓的“礼”,也没有那么高大上,就是一点旧时代里贵族们才需要遵守的一些守则。
这样的守则既规定了贵族的日常行为规范,又为社会秩序圈定了变动范围,将阶级锁死,保证贵族永远是贵族,贱人永远是贱人。
而这样的讲求,在一定意义上,其实就是更加简陋的“法”的追求。
荀况此人,有过游学经历,与人辩经极多,持剑与人讲理的经验也十分丰富,加上早年间没有名气的时候,自费游学,日子比较清贫,所以招收学生不少,有很多,是齐国、楚国的有钱却出身极低,想要谋求一定社会地位的商贾子弟。
在这样的处境之下,荀况的个人学问精进与他的思想转变其实已经很悖离儒家。
这种悖离,不是完全的扬弃,而是在儒家的基础上,更进一步。
荀况是承认“礼”应该改变的。
他觉得以前的世道里,“礼”或许有可以指导社会生产和人类世界运行的能力,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,人的进步,“礼”这玩意儿,已经没有那么好用了。
所以荀况的看法是“礼”应该进化,应该成长。
也就是,过去只需要贵族遵守“礼”,社会就能稳定运行,而现在,则需要让贵族、贱人、庶人、野人全部都守新的“礼”。
唯有所有人都遵守这新的“礼”,社会才能像前人们杜撰出来的“三皇五帝”“文王摄政”时期那样继续平稳运行和发展。
而这个新的“礼”,就叫做,律法。
荀况的这个想法,以及他的各种言辞,大家其实不知道对不对,但是儒家自己内部自有一套评判的标准与前人的要求是否相同。
儒家前人们所追求的,是克己复“礼”。
什么道德,什么仁义,什么宽恕,在克己复“礼”面前,都要靠边稍稍。
道德是手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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