该给这个大宋朝先带来一点什么呢?
朝廷,或者说政府,到底是个什么机构?管理机构?还是服务机构?各人有各人的看法,甘奇也有自己的看法,政府应该既是管理机构,又是服务机构。
国民与社会需不需要管理?显然是需要的,这个问题也可以拿仁宗赵祯这一朝来说,对社会与国民过度的放纵,导致江湖匪类横行,这一点上,就是管理不善。
服务,那便更不用说。往大里说,国家应该给国民与社会提供生命与财产的安全服务,往小了说,国家修路筑桥,给国民提供出行便利的服务。
其实这个问题,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也是可以找到来源的。比如法家,就是偏重于管理。而儒家,则偏重于服务,呃……至少儒家思想上是偏重于服务的,开口闭口就是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
这里也可以延伸一点,比如王安石变法,王安石就是法家的做派。而保守派的司马光,在反对变法的言论中,则代表了儒家的思想。
这里不说个人言行举止与品德的问题,只说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核心思想。
王安石的核心思想,国家应该通过改革,增加收入,让国家实力变强,以应对内忧外患。
司马光的核心思想,天下出产本有定数,生产出来的东西,不是在民,就是在官,如果国家想要增加收入,自然百姓就减少了收入,国家不该与百姓争夺利益。这就是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核心思想所在。
这两派的核心思想,其实都没有逻辑上的错误。其实到后世,这个问题依旧还在,只是不在台面之上。而且后世与宋朝,还有一点区别,区别就在于天下出产的总额,并不是一个定数,一般情况下,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数目。
但是国家与百姓的利益分配问题,一直都是个台面之下的大问题,一直变化着,互相妥协着,永远也没有最好的分配方案。古今中外,皆是如此。
当然,其中还有一个大前提,国家的管理,本身就是为了服务。国家安全的服务,个人安全的服务,修路建桥的服务,乃至夜晚路灯的服务。
不论是管理,还是服务,其实归根结底的本质,还是利益分配。涉及分配问题,归根结底,又是个数学应用题。
甘奇今日要教的,便是这道数学应用题,当然,甘奇不会直接谈改革,也不会真去教数学,甘奇能做的,就是从细微入手,想要潜移默化改变朝廷的运作模式。
戏台,也就是甘奇的讲台,此时搬上来了一个不大的板子,甘奇用炭笔在板子上写下了两个词。
预算,决算。
预算与决算制度,在后世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,甘奇对这种东西太过了解。
真正的预算与决算,往大里说,是使得整个国家做所有事情都有一个计划,而且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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